回忆评价
一个国文教师的革命传奇人生-忆家父王冶秋(上)
  
2012-4-5 15:57:35    发布人:秘书     复制
 
  人老了变为老朽,而学校越老越枝繁叶茂。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勺年龄都在数百年以上,国内的名校北大和清华也过百年。中学亦不例外。学校是寸代的产物,历史的沉淀,同时也是推动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习为学校的机体总是由人类中最具活力和最有理想的那一层人构成。
  
  我知道蜀光中学是从家父母王冶秋和高履芳那里听到的。家父于1938年6月自湖北宜昌入川,8月到自流井蜀光中学教书,11月2日家母生下了我。自流井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对于蜀光中学,自我童年起就留下了一种亲切感,尽管我从一岁后,六十多年再也没有回去过。
  
  家父15岁(1924年)到北平,投身于李大钊领导的革命运动,1925年经吴可、王海镜介绍加入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义无反顾的革命生涯。他做过顺直省委交通员、宣传员;参与和组织过多次暴动,参加过数十次示威游行和各种飞行集会.
  
  家父自1931年春到1939年冬这8年,先后在保定育德、太原进山、济南高中、运城师范、莱阳师范、烟台高中、蜀光中学等lo所知名学校任国文教员。他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是清末拔贡,民国时期做过三任县长。这种家境让他童年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加之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南京和北平的知名中学里受到新思潮的洗礼,特别是在北平结识了瞿云白(瞿秋白之弟)及未名社的韦素园、台静农等新文学的先锋,同时又在北京大学旁听中国文学,这些成长因素造就了他坚实的新文学基础和宽阔的视角。还有,他自1931年始与鲁迅先生通信,直到1936年先生逝世,共收到先生回信百十余封,使他获益匪浅,不仅在学识上得到大师的点化,更在做人行事上受到先生伟大而平凡品格的熏陶。另外,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丰富经历,也使他讲授国文课不仅充实生动,而且具有催人奋进的效果。因此,他的讲课深受青年学生欢迎。有许多有志青年,从他的授课中得到启示与鼓舞,加入了抗战行列,有的成为新中国的著名专家学者,有的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另一方面,由于掖讲授内容有着鲜明的革命倾向,没有一所学校敢长期聘用他,而他也不得不在8年中辗转多所学校。
  
  家父在蜀光中学任教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高潮,他讲起课来就放得更开了。据蜀光老校友、中共中央党校李公天教授回忆,家父向学生们讲过他20年代在北平参加火烧赵家楼,八一示威,如何把情报绑在大腿上跑交通等革命经历,以及在监狱中受到灌辣椒水的酷刑,被狱霸捉弄的狱中生活;家父以极大的热忱与亲身感受讲授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充满激情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他的课不是学院式的,而是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扣,颇具感染力,影响了一大批人。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黄楠森教授曾回忆道:“王冶秋老师指导我们阅读课外书籍,撰写读书笔记,使我终身受益。”李公天教授回忆,他由于受到家父介绍鲁迅先生的影响,1940年寒假没有回家,在蜀光中学旁边一个同学家借住,每天跑回学校图书馆借阅仅有的1套(20册)((鲁迅全集》,一口气读完了11册,对他后来思想影响极大。
  
  这学期结束后,1940年初,家父被推荐到冯玉祥将军处做国文教员,讲授白话文,并兼任秘书,开始了在重庆的8年隐蔽战线斗争生活。他在冯处,工作十分认真,勤奋好学,办事有条不紊,一年下来,他的博学多识、表里如一的人品和务实作风,赢得了冯先生的信任和尊重。冯先生在1941年4月16日题赠给家父的条幅《对王冶秋先生的印象》中写到:“冶秋先生好学用功生活淡泊不重功名文章写作爱国爱民内外一致真诚言行既是我好友亦是我的先生。
  
  得到冯先生的信赖,为家父做好国民党高层人员的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建立了良好的环境与通道。冯在重庆多次参加由老舍先生牵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活动,几乎每年都参加鲁迅忌日的纪念活动,所有这些与文艺界有关的活动,都由家父负责联系与安排。冯先生在四川发起的抗战献金运动,对鼓舞抗战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冯到各地演讲和募捐时,大多由家父负责与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联络。另一方面,家父与在冯处工作的其他地下党员赖亚力(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悼如(解放后曾任外交部礼宾司长)、梁蔼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赵力钧(解放后曾任某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等,都是由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的高层统战人员,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关系,他们肩负着做国民党高层人员统战与情报收集工作的使命。家父为了开展工作方便,曾拜著名的青帮大字辈帮主张树声为师加人青门。他巧妙地借助冯先生的地位,灵活运用自己的各种渠道,与其他同志相互配合,成功地阻止了王梓木(原八路军办事处的高级参谋,直接负责高级军事情报网的联络,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的出走,还奇迹般地把落人国民党军统手中,必死无疑的地下党员周茂藩(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委统战部长)营救生还。他做的这些工作曾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褒奖。
  
  在渝期间,家父还忙里偷闲,出版了小说《青城山上》(商务印书馆,1943年9月重庆)和小传《民国前的鲁迅先生》(1943年,峨眉出版社)。这些书的面世,部分了他强烈的实践新文学创作的愿望。1946年,冯先生已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飑,东下南京,家父随往。此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张克侠(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林业部,以看望冯先生为名,从徐州到南京住在冯在上海路的官邸,张克侠请家父安排与周恩来副主席面谈起义之事。张克侠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第二天,王(冶秋)告诉我说,周副主席约定在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去处的外面与我相会……约定时间到了,一辆黑色小汽车准时开到,在我面前停住。车门打开,我看见周恩来副主席身穿中山服,镇静地坐在后座向我点头。我跨进去坐在他身旁,汽车便迅速地开动……次日,王冶秋同志向我传达了董必武同志旨示:你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对于徐州战局及淮海战役起了一个重大作用。”
  
  家父在南京送别冯先生出国考察后,于11月奉命到北平,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司令孙连仲属下,任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继续做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春,鹿钟麟代表蒋介石到华北地区劳军慰问。鹿曾是冯的四员心腹大之一,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军役部长。鹿初到重庆时,冯曾请家父为鹿授课。因有这样一层关系,鹿便让家父做他的慰问团秘书长,随团到各部队驻地劳军。家父获得国民党在华北兵力部署的第一手情报提供良机。为了避开军统特务的意,他不能做笔记,只能死记硬背那些部队番号、驻地和兵力装备。家父曾告诉说,成百上千个数字反复默背,直到脑子麻木为止。数日下来,似乎脑力已经衰。后来,他的这些情报成为毛泽东分析华北地区国民党兵力部署的依据,《毛泽选集》四卷上有关国民党华北地区驻军番号等资料,盖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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